纵观艺术史的发展长河，艺术总是和技术的变革相互纠缠牵绊。每一次技术的迭代总会激起艺术界的层层波澜。

19世纪，摄影诞生伊始，画家安格尔带领学院画家向法国政府请愿，要求禁止摄影；诗人波德莱尔也曾大声疾呼摄影是“自然的奴隶”，“是艺术界不共戴天的敌人”，“会把艺术引向堕落”；1927年，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面世，引发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悲鸣“这是艺术的谋杀者”，并长达十年抗拒拍摄有声片……

今天似乎又来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我们迈进了一条更为湍急汹涌的数据河流之中。时代之浪滚滚向前，科技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文艺领域攻城略地。AI开始写诗、作画、谱曲……涉猎原本由人类艺术家所独享的艺术实践。2022年，艺术交流社区ArtStation发生了艺术家大规模在线抵制AI事件。2025年初，纽约佳士得拍卖行首次举办了名为“增强智能”的AI艺术品专场拍卖会，此举引发了超过6000名艺术家的联名反对，并通过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了对该行为的强烈谴责。

虽然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在这一轮数字话语浪潮中，艺术界整体对技术的拥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集体狂热。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与数字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席卷艺术领域，并成为当下目力所及的各类学术会议中不可或缺的研讨议题。

历史经验似乎早已给出答案：抗拒技术洪流无异于螳臂当车。艺术家们的抵抗行为或许又只能沦为工业革命时代“卢德主义”的悲歌。但是，面对技术背后所携带的巨大结构和漂浮着的平台资本幽灵，这种抵抗的姿态是可贵且深刻的。站在算力奔涌的潮头，我们更加需要从这些抵抗中看到技术更迭中的撕裂与阵痛。它们并非是阻碍时代进步的暗礁，而是让技术洪流得以沉淀反思的河床。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技术狂飙突进时停下脚步，反身诘问：这一轮科技革命，究竟给艺术创作带来了哪些挑战？

艺术家不能成为“瓶中蚯蚓”

海明威曾经批评纽约的文人生态，说“他们都是装在一个瓶里的蚯蚓，挤在一起，从彼此身上而非泥土中，吸取知识和营养。这个瓶子有时做成艺术的形状，有时又做成经济或宗教的形状”。如今，在AIGC技术主导的数字创作语境中，这句话大概能够当作数字时代的文化寓言。

在以语言大模型为驱动的生成逻辑里，文艺创作的逻辑也随之悄然发生着转向。传统艺术创作倡导以“生命体验、情感触动、人生沉淀”等为核心，而AI艺术依赖庞大的语料投喂、图像训练和“他者”经验拼贴而成。数字世界里，上演着“植物大战僵尸”般的游戏，一大波奇妙的文化产物向我们袭来，“几乎要吃掉我们的脑子”。这些批量化的作品色彩古朴、笔触典雅，仿佛历经千年的传承，但往往经不住一问：创作者可曾踏足那片田野？可曾亲手触摸过那件器物？作品书写的“技艺”是否只是一组标签符号和二进制代码的组合？

在一定程度上，AIGC创作的便捷、高效确实“焕新”了某种文化生产力，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惊人的“文化同质化”。比如，用户用同一组提示词（prompt）可以生成几十张色彩各异或者结构比例不同的“国风”图片，用户通过不停“抽卡”选择自己心仪的作品，但在这“乱花渐欲迷人眼”中往往失去了初心，进而经由付费，理所当然视其为自己的创作成果。当数字技术和平台系统让一切创作主体悬置，同一组作品的创意逻辑，在平台被反复套用、拼贴，创作者们互为彼此的“灵感启发者”和“语料饲养员”，却不再向下扎根于文化母体，就像背叛了泥土中自由而混沌的生命生长，只能成为瓶中蚯蚓式的互相汲取。

在周而复始的“模仿、生成、再模仿、再生成”的数字景观中，真正的文化实践正在被算法逻辑系统性压制，并被排挤到边缘。让我们更加担忧的是，这种“瓶内生态”不仅会影响艺术创作的内容质量，还会引发创作伦理方面的变异。在文化不断相互借鉴与“再生”的演进中，文化逐渐丧失了其作为鲜活生命传承的本质。艺术家与内容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共享经验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转变为在数据世界中，为了素材而彼此竞争的数字“克隆劳工”。

茫然四顾，我们身处的这个数字时代是如此的吊诡。数字平台变得越来越高效、便捷、多产；交互指令越来越简单，感官体验越来越沉浸；人人都在“创作”和表达，但语汇与经验却变得越来越贫瘠。经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看似泼泼洒洒、轰轰烈烈，如永生花般绚烂盛放，却凝固着失去生机的叹息。

不能失去具身性的格物之路

身体是“在世的锚点”，通过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提醒其时限性，成为觉醒本真存在的契机。曾几何时，创作意味着亲身踏入现实世界，意味着用脚步丈量土地，用身体感受风的方向与沙砾的质感。尤其是在以田野经验、风土感知为基础的文艺创作中，“身体”不仅是媒介，更是方法；而今天，借助各种数字手段，采风正在变得“去身体化”。

从前，艺术家田野采风、驻地写生，与匠人对话、与乡民把盏，通过对在地文化、创作材料和人物的真实感知，建立与大地的联系。如今，很多创作者通过“数字采风”便完成了“文化再现”，经由摄像头代替双眼，通过网络数据库替代亲历场景，“非遗”“民俗”等在地文化成为征用的视觉符号，而非感同身受的文化传承。

我们的传统文化倡导“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朱熹强调“格物致知”，鼓励人们通过身体的亲历去理解万物运行的逻辑，去体悟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今日世界，文艺创作正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身体的出逃”，我们的“格物”可能是对鼠标、键盘或触摸屏的日夜摩挲。从“指尖沾露辨四时”到“指腹触屏知天下”，在将一切“物”符号化、切片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体认。

不少数字平台上的“文艺作品”便是如此，表面上取材于山川风物、非遗工艺、民俗节庆，虽然以“探访村落”“记录手艺人”为名，但实际拍摄往往是匆匆而过的流水线生产。号称是对“古老和远方”的追寻，但是没有与在地化主体的关联，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抵达，更没有泥土的气息。这种方式背后，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异化。技术让我们可以“迅速拥有”经验，却也抽离了其情感厚度与身体回响，无法真正将经验内化为“我”的一部分。真正与土地血脉相连的创作，是用我们的双眼、双手、双脚去观察、触摸、丈量的。可是，数字时代语境下，“文化采风”逐渐退化为“数字拼图”，身体从原本的观察者、行动者与倾听者角色逃离，原本饱含沉思、交往与手工维度的艺术创作，更像是一场在屏幕前、剪辑台和数据库之间的操作表演。

呼唤冒险精神与非理性灵光

林中分出了两条不同的路。一条经由大数据的精准测算铺就，它似乎通向一条看似“最安全、最优解”路径的算法红毯。在这条路上，如影随形的算法幽灵指引你，“一个故事的结构应当在多少秒之内引入冲突、何时制造反转、何时完成情绪闭环”；它还能预测出什么音乐适合做短视频的BGM，什么节奏、什么角色设定最能吸引当下主流受众的眼球。一些文艺创作因而愈加被“热搜逻辑”“数据偏好”“梗文化”所左右，陷入数据库叙事的套路，仿佛只要掌握了观众的兴趣模型，就得到了一张秘方，可以“调配”出一部“精确打击”的爆款作品。通过算法的规训，曾经关于“灵感”“偶然”“悸动”的叙述让位于一系列可量化、可复制的流程。艺术创作的每一个节点都嵌入了市场反馈、用户画像与点击预测的影子。

然而，在数据铺就的星光红毯大道之外，林中仍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这条少有人走的路无法用大模型预测、用流量验证。算法逻辑下，选择这条路的人，往往在创作伊始，就会被告知可能迎来的是市场的冷落甚至失败的风险。但是，艺术创作追求的本就不是精准复刻的商业产品，而是一趟无法被定义的冒险旅程。回望艺术史，许多的经典作品不正是在这种非理性、反常规的冲动冒险中诞生的吗？很多现代艺术在诞生之初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并被认为是荒诞不经，但却挑战并拓宽了现代艺术的边界。被砍去一臂的维纳斯不仅没有因“缺失”而失色，反而因断裂、缺憾的不完美而获得了某种永恒的象征意义。字帖上晕染的泪痕，文章中的游弋闲笔，舞台演出意外造就的“名场面”……也许，在控制与秩序之外，这些非理性的“灵光”乍现之处，旁逸斜出的“失控”与“不完美”，正是理性世界无法预设的审美瞬间，让作品挣脱了形式的完美主义桎梏，留下了极具生命力的书写。在创作的裂隙中构成了艺术中最动人、最真实的部分。

在算法和数据滴灌进众多艺术领域之时，我们更需警惕：艺术是否因此丧失了其本该拥有的“非理性之维”？创作者是否还能葆有一种“拥抱不确定”的勇气，用一种“孤身走暗巷”的执着去写就“不为谁而作的歌”。当创作不再期待偶然，不再鼓励冒险，不再允许失败，它是否还能被称为“艺术”？

泅渡数字之河，我们需要脚踏实地

曾几何时，文艺是土地的儿女，是时光的容器，是身体与记忆共同谱写的爱与勇气的赞歌。而如今，很多人却在泅渡数字之河时渐渐失去了航标。当个体的经验不断被蒸馏、压缩为数字世界彼此克隆的素材；当艺术失去了和身体的对话，也挣脱了与土地的联系……那么，我们即将面对，或正在面对的就绝非一个简单的“技术演进对艺术影响的双刃剑”问题，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生态危机。而这并不是艺术家个体的困境与危机，而是会让一代人沉入的数字文化深海。

我们无法完全躲开新技术的影响；新技术也能为文艺创作带来诸多的助力和启发。但是，在数字技术的滚滚洪流中，文艺批评必须重新召唤“对大地的忠诚与复归”。我们需得批评那些机械的数字克隆、身体缺席的采风、被算法规训的故步自封，并坚定地拒绝将艺术典当给工具理性。我们亦要呵护那种“三年得两句，吟断数根须”的创作态度；尊重那些需要躬身入局、埋头苦干的文艺创作方式；支持艺术创作中的冒险与试错。唯有如此，文艺才能在这片数字的湍流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并仍能在生命的流动与艺术的沉思中产生与大地之间不容中断的感应和链接。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交互媒体艺术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