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从史学蔓延到文学资料学

一般而言，学界普遍将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1948年创建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视为现代口述史学（Oral History）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而华人世界对于口述史的认识，大抵是从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稿完成于1979年）开始。该书连同其后译注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正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主持的中国口述史项目。对于口述史作为史料文献的类型及形态，可以从王成志等人编写的《北美藏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档案文献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窥堂奥。在此书收录的224宗档案文献中，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藏口述资料编目类型均为“Oral History”，与“Papers”（档案）、“Memoir”（回忆录）、“Journal”（日记）、“Photographs”（照片）、“Newsreel Footage”（新闻影片）、“Video Tapes”（录影带）等门类并列，载体形态通常为访谈转录整理稿。藏于美国、加拿大其他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口述资料，有时也被编目为“Interview”，载体形态除转录文稿，有时也包括录音带在内。

在历史学领域，“口述史”既是一种文献类型，也兼指学科领域和研究方法。而自其诞生之日，鲜明、强烈的跨学科属性，就是这一概念的题中之义。新闻学、社会学、人类学，可以说是口述史学关联最为紧密的“近亲”学科。阿兰·内文斯本人就是新闻记者出身，他竭力推动的口述史学实践，与新闻学中的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关联颇深。社会学与人类学中的质化田野调查（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即与基于统计和数值分析量化研究对照，强调非数值数据的收集，更注重现象的复杂性、主观经验和情境化解释的研究类型，既广泛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也反过来推动了口述史学的理论建设。

有趣的是，口述史与文学自觉不自觉的联姻，正是口述史作为一种“史学”，进入国内学界视野的方式。有学者认为，大致从1990年代开始，口述史以纪实文学，或者今天所说的非虚构写作的面貌出现，并引起相当程度的社会反响。冯骥才、李辉、老鬼等作家的多部纪实作品，作者都明确声称是综合使用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撰写而成。其后更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史方法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特别是“口述自传”“口述实录”的诸多实践。如《浩然口述自传》（浩然、郑实）、《舒芜口述自传》（舒芜、许福芦）、《黄药眠口述自传》（黄药眠、蔡彻）等，这些著作的史料及方法论价值，已经受到研究界公认。

笔者认为，在文学研究的层面，口述史属于文学资料学的范畴。现代文学学科在1980年代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即仰赖于对资料、文献和版本的重视。王瑶曾指出将承接古典学术传统的“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应用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朱金顺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进一步将现代文学的资料研究细分为“版本”“校勘”“目录”“考证”“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五个部分。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当代文学的研究内容，在更大程度上是“活人的历史”，这在“古代—现代—当代”的时间链条中，使得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但如果置于历史研究的视野，这正是当代文学研究与口述史学结合的天然契机。口述史学与传统历史研究法的最大区别，正在于它面对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就文学资料学而言，将“活人的历史”记录和留存，即第一手史料的制造，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口述史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四种类型

近年来，口述史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又有诸多值得重视的发展和新变。笔者将相关领域的实践成果，粗略分为专题口述史、群体口述史、自传口述史和应用口述史四种类型，以下分别进行评述。

第一，专题口述史的代表性著作，当举王尧积20年之功编纂而成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书名中的“新时期文学”，可以视为总括性的“大专题”，其下又按“思潮、事件、论争”（上编）、“创作、编辑、出版”（下编）分出若干“小专题”，如“伤痕文学”“杭州会议”“批判《苦恋》”“‘人文精神’大讨论”“改革文学”“女性写作”“文学期刊与小说”等。王尧的关注焦点之一，是作家作品背后的文学生产过程，因此他着力以某个专题为圆心，汇聚作家、批评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多层口述，以期形成交响复调、互证互驳的“声音”效果。在当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视域内，如何进一步开掘专题，使得口述资料既与主流文学叙述，特别是已被文学史筛选过的“经典”或“重要”的文本、思潮、事件建立联系，又能避免与主流文学框架同构，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口述史的功效，则是后来者接续努力的方向。

第二，群体口述史，即以问题为导向，按照文类、代际等尺度而展开的焦点群体（focus group）口述。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有杨枫编著的三卷本《中国科幻口述史》（成都时代出版社，第一卷2022年版，第二、三卷2023年版，该书被视为“抢救保存了珍贵的科幻口述史档案，同时也为中国科幻的研究和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史料”），邵燕君、肖映萱主编的《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该书是对榕树下、起点中文网、盛大文学等网文网站30余位创始人、管理者的访谈整理稿）等。笔者主持的“新中国第一代作家口述史”，也可归入此类。在观念、逻辑、意义及局限等方面，群体口述史与专题口述史有若干交叉、互通的问题领域。

第三，自传口述史，即接续《胡适口述自传》《浩然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的方式，有组织或自发进行的口述回忆录（reminiscences）的采写、汇集、整理工作。近年出版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该类作品，有《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杨苡口述、余斌撰写，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朴——童庆炳口述自传》（童庆炳口述、罗容海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等。在人文学领域，这种口述自传的方法论意义，近来常被称为“以自己为方法”。不过，口述自传是口述史学的经典方式，其所面临的问题，如“口述”与“整理”的关系，“口述”的即时性、生动性（如相当于日记的“对不公正的情绪的记录”）与“史”的结构性、系统性（如相当于传记的“时过境迁之后的理性表达”）的关系等等，也是口述史学在方法、伦理、技术上的经典问题。这个方面的具体呈现，后续还会谈到。

第四，应用口述史，也即广义上的“泛口述史”。近年的相关成果，有的是部分运用了口述性资料，如王干《90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中的第三辑“声音”，即汇录了作者在1990年代与诸多作家、学者的对话。在这条线索上，如今大量发表、出版的文学访谈、对话，都可以视为宽泛意义的口述史。在应用口述资料的综合研究方面，王洪喆主编的《噢，孩子们——千禧一代家庭史》（漓江出版社2022年版）值得特别关注。该书始于作者在北京大学展开的家庭史书写实验（在课程中引导学生选定一位或几位家人，通过对家人访谈、媒介材料搜集和查阅文献，完成一篇家庭史非虚构作品）。由此，家庭史成为“融合了口述史访谈、自我民族志、档案研究、物质性材料和媒介史研究等多种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工作”。这种实践，与口述史既有的自下而上、强个人性、注重细节等特征，存在丰富的、值得深入探讨的关联。

综合以上四种类型的得失，可以发现一个常被忽略的隐秘：口述史与文学更为内在的深层关联，在于其本质上是一种叙事行为。因此，可以借用叙事学的概念作为参照，观察口述史方法应用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潜层问题。

严格意义上，口述史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对话”，也就是说，要有“受访者”和“访谈者”，且“访谈者必须亲临现场”（参见定宜庄《怎样做口述历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第5页）。从角色功能上来说，受访者的讲述，相当于第一人称叙事。有趣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作为隐匿（而又必要）的参与者的访谈者的作用。有学者依据访谈者（研究者）的参与程度，将其分为四类：（1）完全参与者，即深度参与受访者或研究对象的活动，从而获得“局内人”视角和更符合“自然情境”的资料；（2）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即参与为主、观察为辅，携带采访或研究目的参与受访者或研究对象的活动；（3）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即主要观察、偶尔参与，较少干预受访者或研究对象，但通常难以获得作为参与者的一手资料；（4）完全观察者，即采访者较少与受访者交流或共情，更多站在“局外人”立场观察和记录。这样的分类方式，与叙事学中全知全能视角/局限性第三人称视角、介入的第三人称叙事/不介入的第三人称叙事，乃至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的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的类型划分，在多个角度可供比较，而其中的核心，还是口述史（尤其是访谈者）的伦理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口述史（或访谈者）的伦理，不能等同于叙事学（或写作者）的伦理，因为口述史的伦理，关键问题是伦理与情理之间的张力。口述史成立的前提，注定它是一种依赖交流环境、需要双方互动的研究方法，所有投入其中的参与者，都提到情理——也即情感、信任，甚至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口述史不只是一种技术，也是一门艺术，偶然性、现场性、不确定性，都是其无法避免的“不科学性”，但也同时是其最活跃、最生动且最具生产性的品质。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结合的潜能

如王尧所言，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口述史写作的实践还在初级阶段”（见《“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第14页）。结合口述史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应用，口述史方法与当代文学研究结合的潜能，至少还可以从三个方面发掘。

其一，对于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口述史可以广泛用于“史料批判”。也就是说，口述史不仅可以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史料，也可以对既有史料进行校勘、考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和阐释。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有一条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到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再到饶宗颐的“三重证据”的方法进路，他们都强调出土文献和历史文献的互证。而在口述史学领域，口述与文献的“二重证据”，也即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互证，已经得到专业学者的认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些学者发展出“批判性口述历史”（critical oral history）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古巴导弹危机、朝鲜半岛危机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其二，对于当代文学的叙事研究，除了前述与叙事学的理论交叉之外，当代文学批评中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文学叙事或者说文学写作，是否可能真正具有疗愈的作用。在医学研究中，已有众多学者超越弗洛伊德的“话疗”（talking cure）形式，将口述史学应用于老年医学与怀旧治疗等临床医学与健康护理领域，逐渐发展出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的新兴学科，这也可以成为文学叙事研究的借镜。

其三，对于当代文学的社会参与，口述史始终是关乎“沉默的大多数”，或特定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发掘他们的声音，进而为其争取应有权益的赋权手段。如果当代文学的写作及研究，尝试重寻在历史时空中渐次失落的当代性与社会性品格的话，口述史在政治和解、法律诉讼、残障研究、灾难研究等方面的应用，都是可供参照的他山之石（关于口述史的跨学科应用，参见杨祥银、陈鸿超主编《多学科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导论部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总而言之，口述史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兴场域和广阔蓝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应用口述史，重点是将口述史的“活”与当代文学的“活”有效结合起来。作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口述史，是与文字历史相对的口头历史、与官方正史相对的民间野史、与宏大叙事相对的个体记忆、与理论研究相对的实践行动，因而可以带来去伪、求真、补充、问疑、撬动、冲击、探微、烛隐等多重可能。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青年教师）